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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长江商报》
公元1978年,论干支为戊午,属马。这一年是中美建交的前夜,对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相继停止,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大会闭幕时,郭沫若发表了著名的讲话《科学的春天》——很多年后,人们普遍将这年视为一个新时代的起点,除了一些被历史学家所铭记的事件之外,这一年里,还有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正在悄然进行着,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却是日后掀起波澜的重要机缘。
这一年的夏天,武汉的气候惯如以往地炎热,珞珈山脚下的武汉大学虽绿树成荫,却也不是户外活动的好地方。但是高温并未减少校园里来回奔走的人头——从这一年的春天开始,中断十二年的研究生招生在全国部分重点高校首度恢复,报考年龄界限从原定35岁放宽至40岁,无数中断多年的梦想被再次点燃,仅报考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的,就达300人之多。
复试在7月举行,报名地点是武汉大学校内的宋卿体育馆。在这里,来自汉阳中学的青年教师何念龙见到了分别十年的大学同学周光庆。历经4月份的初试淘汰,唐宋文学专业的报考者仅仅剩下十六人,等到9月份正式录取时,他们中又将淘汰掉一半。
1978年,武汉大学总计招收了170名研究生,他们被安排住进了桂园食堂边的研究生楼。这栋四层平顶小楼后来被重新粉刷成黄色,重新命名为桂园一舍,时至今日,已被安排做女生宿舍。
1978年武汉大学新生入住的时候,唐宋文学专业的三名学生,何念龙,毛庆,易中天,和古代汉语的丁忱,被分在了研究生楼一楼的一间寝室。在这一届的同学录上,除了易中天之外,剩下三人的籍贯均为武汉。但实际上,籍贯湖南的易中天,早在6岁就随父母到了武汉,在武汉度过了中小学时期,1965年高中毕业以后才去了新疆。在他临行前送给妹妹的笔记本上,还写着一首豪情万丈的七律,最后两句是:如何借得东湖水,洗砚调朱写未来。少年时意气风发,挥别武汉奔赴新疆的易中天恐怕无法想到,十三年后,他又会再次回到这个伴他学习成长的地方,和众多师兄弟一起,在东湖之滨洗砚调朱,开始自己的研究生岁月。
这一年,他三十一岁。
那几年入学的研究生学习都很努力,很珍惜。十多年的青春被白白放逐,很有点“向四人帮讨还青春”的激情。但是不同于今天追求效率压缩学制,除了大师兄唐异明在81年2月因赴美而提前半年毕业之外,多数人还是按部就班,更广泛,深入地学习。
(唐异明,1941年生,是蒋介石秘书唐振楚留在大陆的孩子,也是后来研究曾国藩而蜚声海内外的作家唐浩明的哥哥。“文革”后恢复招考研究生,他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第一届古典文学硕士研究生,并提前毕业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夏志清,现在中国台湾政治大学任教,主要研究领域是魏晋文化文学和中国大陆当代文学,擅长书法。)
七八级哲学系研究生邓晓芒回忆说,“当时的武汉大学的研究生宿舍,可说是学术荟萃之地,除了各个专业的学生之间来往以外,影响力更向外辐射,外校的很多学生也被这里的学术环境所吸引,以武汉大学为中心聚拢过来”,除了正式的会议之外,还有大量的小聚会,所聊话题未必和自己的专业有关,但涵盖范围却甚广,更能收到开阔眼界之效。易中天在做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时,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文学作品研究,而是选了文论《文心雕龙》,研究其中的美学思想。选择这个题目,除了吴林伯先生给学生们在讲了一年文心雕龙,引起了易中天的兴趣之外,对于美学的爱好,则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种跨专业的沟通。
很多人能从易中天身上感受到他的骄傲——“易中天极其聪明,但是人很高傲,不太讨人喜欢。如果你肚子里没有货,他就会看不起你,有时候,一句话顶死你”,邓晓芒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在我家里,有个学马哲专业的小年轻和我聊天,说他也对美学有兴趣,想研究美学。易中天在一边听见了,当面就对这个小年轻说:‘就你?还想研究美学’?”
即使是当了老师以后,易中天的骄傲的锋芒也时有显现。现在通过央视收看易中天在《百家讲坛》的观众恐怕不会想到,二十年前,易中天在武汉大学开授两门公选课,讲文心雕龙和中西比较美学时,课堂的场面火爆,丝毫不亚于今天观众的热情。不过今天的观众不必担心迟到的危险,而在当年,易中天的课尽管场场爆满,但是如果有学生迟到,还是会遭到他狠狠地批评。今天的多数观众无缘面对面欣赏易中天讲课的风采,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大家对二十年前,武汉大学讲台上的那个易中天的想象——“现在他在百家讲坛远没有他当初讲课讲的好,在电视上讲,限制太多,一点都不能讲错,太紧张了,会影响发挥”,邓晓芒至今仍对当初的易中天评价非凡。
和邓晓芒一样,易中天留给身边同学的印象,也远远不止骄傲一样。相比同级的研究生师兄弟,易中天的年龄是较小的,因性格活泼,同学之间也乐于打趣。但就是这个年级最小的室友,到了每年的寒暑假期,却比其他三位武汉同学都要忙——七八级的研究生,几乎每个人都成了家,别人从学校到家不过一段公交车程,而易中天却得计算时间收拾行李,坐上几天的火车赶回新疆,和妻女团聚。
多年以后,易中天自嘲“一流父亲,二流丈夫,三流作家,四流教授”,同学丁忱说后两条是过谦了,但是前两条,却是在很早就留下过深刻印象——“那时候,易中天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不知道是没发出还是给退信了,被我们看到了,大家互相传阅,一致评价是‘感情强烈,使人心动’,成一时话题。”
1981年夏,武汉大学七八级研究生毕业。那是一个研究生供不应求的年代,每一个毕业生都可以在诸多等待的单位中尽情选择。但是易中天却面临回新疆——早在他考来武汉大学读研之前,他就已是新疆有名的诗人,现在又读了研究生,人才难得,兵团自然不愿意放,再加上妻女均在新疆,回去,成了必然的选择。1981年的年底,当应届的同学各自找到新的学术岗位时,只有易中天踏上了西进的火车,默默返回了新疆。
易中天早在新疆干农活的时候,诗人杨牧就送给他两句话:天生我才必有用;船到桥头自会直。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事情仅仅隔了一年,就开始有了转机。大概是学校也感觉人才难得,通过努力,又把他要了回来。
在新疆的短短一年时间,往往被人忽视。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从知道易中天从1981年的毕业研究生到1982年的武汉大学青年教师,中间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但是这一年,仅仅是易中天在武汉大学一个新的身份的开始。
1982年,青年教师易中天初到武汉大学,面临的景况并不算好。在当时的情况下,被十年浩劫耽误的人,远远不止七八级的研究生一代,太多的老先生排在前面,要尊重老同志,要论资排辈,入校最晚、资历最浅的第一批研究生被压在了最后。一年以后,转为讲师,但是情况却显得更加渺茫——直到十年后离开武汉大学前夕,他还是一名讲师。
24年后的2006年8月,已经名满天下的易中天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次采访中,谈起了当时的压力和凄凉——同班同学付生文英年早逝,追悼会上,易中天抑止不住凄凉写了一副挽联:“富五车,才高八斗,叹人间从此惜年少;计九流,家徒四壁,问天意何时纵斯文”。
这副挽联,在今天看来,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凄凉景况缩影。但是因为感情的悲怆,却往往让具体的细节和应有的变化,为人们所忽视。
1981年付生文面临毕业,因为家在农村,要解决妻子和三个孩子的户口成了首要问题。多数高校和科研单位无力解决,最后经人介绍,他来到了市公安学校任教。新单位顺利解决了付生文一家的户口问题,还分给了他三室一厅的住房——“三室一厅的住房条件在当时看,是非常好了,户口,煤气这些生活上的问题,市公校都给了最大的照顾,应该说,还是尊重知识分子的。总体来说,当时的知识分子景况是很苦,但还是在逐渐改善”,何念龙和付生文是本科同年,研究生同班,对他的情况较为熟悉。
尽管在各种生活条件上,都为知识分子创造了最大的便利,但是学问的失落和家庭的压力,还是让付生文感到了巨大的不适。
1984年,付生文重新回到武汉大学,进入《写作》杂志工作,1985年11月,突然倒在讲台上,当夜去世。
1985年的年底,武汉大学青年讲师付生文去世,易中天看见他家徒四壁,第一次深深感到了学术的凄凉——此时,距离他的第一本专著《〈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出版还有三年;距离他出版第一批面向大众的文化随笔(《品人录》等)“生产自救”,还有十五年;距离他登上央视百家讲坛声名大噪,还有整整二十年。这一年里,易中天同那个时代留校的大多数青年教师一样,和妻女蜗居在一套狭小的住房里。
当时的易中天,住在武汉大学南面的一栋一室一厅的小楼内,这幢小楼原是给单身教室和新婚夫妇住家用的,因而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鸳鸯楼。1988年的冬天,因为条件简陋,易中天的妻子在鸳鸯楼内煤气中毒了:“当时是冬天,我们在家里烧蜂窝煤炉子来取暖。结果走的前一天,妻子中了煤气,只好把她用大棉袄、大棉裤、棉被包好,抬到阳台上,坐在阳台上透气。”
此时,易中天已年逾四十,早已不再是鸳鸯楼最初的目标住户了。
上世纪90年代初,仍是讲师的易中天选择了离开武汉大学。此时,他刚从武汉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的职务上卸任不久。新的工作地点选在了千里之遥的厦门大学。
2006年的8月,在中央电视台的访谈上,面对主持人的步步逼问,易中天仍然把离开武汉、南投厦大的原因归咎为武汉的天气不好。此时他已经离开武汉十三年了,也许对于他来说,这十五年显得特别漫长,因为无数平凡的岁月和冷遇被他对付过去。在厦门大学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没有课可以安排。当年为他送行的邓晓芒谈起这点,语气之中充满了惋惜——“他又是一个那么喜欢讲课的老师”。
2004年,在成名的前夜,易中天曾经在武汉大学有一次短暂的停留,此时的他已经出版了数本学术随笔,并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上初露头角,得到了为数不少的读者青睐。此刻,时隔十年,重登武大讲台,身份却由本校老师变成了外校学者——但是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一年,丁忱旅居日本,未能在武汉大学遇见易中天。但当他在海外的中文频道里看见易中天时,竟然生出几许悲凉的感慨——“我看见他在电视上的样子,第一当然是欣喜,替他高兴;第二就是感觉到,他明显老了。当年的易中天,差不多是我们同学里最小的一个,但是后来看见电视上的他,比印象里苍老了十岁”。
从一个学者,变成一个传播者,十年岁月所改变的,不仅是人,技术的进步,制度的突破,知识分子身份的流动,给了易中天机会的同时,也改变了时代和社会本身。“易中天探索了一条学术和市场结合,知识普及传播的成功之路”,这是何念龙对他的评价。
81年唐异明赴美前,黄焯先生题字为念:“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逆顺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志之所在,气亦随之,”二十年后回顾易中天为达到目标所走过的道路,总能看到这句话的影子。
并不是所有的岁月磨砺,都能通向成功,能抓住机会的,永远只有少数人。就像易中天离开武汉大学的时候,大多数同学都没有来得及送他一程一样,恐怕任何一个熟悉的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不会预见到他的将来——2004年是他成名的前夜,距离声名大噪,仅有一步之遥。
1993年易中天临走前,邓晓芒受易中天父亲之托,来婉劝他留下。那是在他临行的前一天,邓晓芒一边帮助他收拾行李,一边劝他留下。说了很久,易中天只是轻轻叹息,现在是箭在弦上,不走也不行了。
当时的厦门大学,除了自然环境之外,并不是一个比武汉大学更好的选择。在一个以闽南语主导的人事环境中,一个外来的教师要打开局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哪怕这个人是聪明热情、善于交际的易中天。
可他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开,难道真的因为环境原因?还是这句话已经表明他当时微妙复杂的思绪?
1993年易中天坐火车离开武汉,南下福建,他一定从车窗里眺望荆楚大地。列车驶过武汉的街道和河流,他在这座城市里,渡过了他全部的学生时代,在这里产生了他早期的雄心和对世界最初的幻想。
这将是一种永远无法忘记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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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周末艺苑,我很感动。
大三了,秋天了,心情有些惆怅。学业的压力,生活的压力,让我们都成了奴隶。今天,直到我进入武汉大学两年之后,第一次聆听周末艺苑,我才发现,原来大学生活这么有趣,这么令人着迷,原来读大学也是一种享受(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想法)。记得小时候,条件很有限,小学上音乐欣赏课时,播放的一首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和几首校园歌曲和流行歌曲让我着迷,于是我发疯般的喜欢上音乐,疯狂的听,可是当时买不起收录机,只有寻找生活中的一切机会来满足我对音乐的饥渴,比如站在电线杆下听广播,或者听农村乐队演奏的音乐(农村办喜事和丧事的时候一般都有乐队吹奏,风俗习惯)。每当在音像店看到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的磁带时,心里都不是滋味。于是,我自己做了一个惊天大决定:把自己一个星期的生活费加上自己平时积累的零花钱买了一台收音机。导致后来拆东墙补西墙,好不容易才把生活问题给解决了。这件事情我一直瞒着父母,毕竟当时家里条件非常有限,我和妹妹读书已经让父母很操心了, 在这里,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买了收音机之后,我疯狂的听,白天有时间就听,晚上躲在被子里听,一听就是大半夜,因为每天晚上都有点歌台。虽然后来家里条件慢慢改善,自己接触面也广了,从电视和网络上接触了大量的音乐作品。但儿时那种对音乐如痴如醉如狂的精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小学毕业,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大学二年,时间停留在2006年秋天,我,大三了。我选上了江柏安老师的《音乐欣赏》课程。很感谢武汉大学能提供这么好的条件,让我圆了自己儿时的梦,能够系统地学习音乐欣赏。在江老师的介绍下,我知道了周末艺苑。说到这里,我都怀疑我的信息为什么这么闭塞,我大学两年都干了些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自己为什么现在才知道,真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上周的周末艺苑演奏的是莫扎特的《魔笛》,可惜有事情没去,有点遗憾。不过,今天,2006年9月23日星期六晚上7点,武汉大学文理学部教五多功能报告厅,我弥补了这个遗憾,我享受到了一场极其壮观,极其好听,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视听盛宴。哈哈,如果有人邀请我去看冯小刚的《夜宴》或者去听一场周末艺苑的音乐会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音乐会7点准时开始,第一首是全体乐团新生演奏的《二泉映月》,很不错的,开了个好头,让我们对这些新鲜的血液充满信心。第二首木管五重奏《图画展览会-漫步主题,雏鸡的舞蹈》,全是帅哥美女,导致大家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音乐上,而是在其他方面,呵呵,不过演的真实棒极了。然后就是演奏巴赫的《d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和莫扎特的《中小提二重奏》,各个都是好手,毫不含糊,博得阵阵掌声。接下来演奏的两首乐曲让我感到很惊讶,一首是《墨西哥舞曲》,一首是《牧歌》《游击队歌》,前者之所以让我感到惊讶,是因为我见到了一件从未见过恐怕以后也很难再见到的乐器,叫什么马林巴,Baidu一下:马林巴是一种非洲木琴。它的结构,音响与一般的欧洲木琴有很大不同。它所采用的琴板比红木的质地软,发音宽厚,音区低,余音较长,每块琴板下面都有用各种果壳、葫芦或罐头盒、长方形木盒等做的共鸣体,这些共鸣体的大小,长短是与相应的琴板相适应的。在每个共鸣体上还开有1-2个小孔,孔上蒙以竹膜、鸡蛋膜、薄纸或动物的尿泡。演奏时声音由琴板传到共鸣体和孔上的薄漠上,听起来嗡嗡作响,产生出一种特殊的共鸣效果。墨西哥国家舞蹈团所用的马林巴琴板下有用长方形椎形木管作为共鸣体,在其椎形下端有一孔,孔上贴上了苇膜,说明拉丁美洲的马林巴木琴还保持着非洲的传统。据说这种乐器在欧美很流行,声音很动听,很清脆明亮,那同学说大二会开个人专场音乐会,大家要时刻关注啊。后者之所以让我感到惊讶,是因为这是一首贝司(也就是低音大提琴)四重奏,大家都知道,低音大提琴是伴奏用的,从来没有人用它来演奏主旋律,可是今天第一次听,很新鲜,很过瘾,蛮有创意的吗。接着众多高人又演奏了《牧童短笛》,《爱的祝福》,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如歌的行板》,《莫扎特小夜曲》第一乐章,《超级玛丽》和《小号协奏曲》,真的很好听,现场高潮迭起,非常火爆,当然,演奏水平一流,非常好听。下面,让我们集中注意力来关注我们今晚的压轴大戏——由电声乐队演奏的《金黄色的字》,《这一切为什么是永远》和《加州旅馆》,棒!棒!棒!好听!好听!好听!让我想到了那段充满理想,激情燃烧的青葱岁月。不管是架子鼓手,还是电吉他手,还是电贝司手,还是电子合成器和电子钢琴手,个个表现精妙绝伦,激情四射,活力无限。现场迎来一个又一个高潮,火爆的场面,几乎所有人都陶醉了。尤其要谈到的是演奏者之一薛乔,它不仅担纲演出大任,而且《金黄色的字》和《这一切为什么是永远》这两首歌都是他自己作词谱曲,而且钢琴十级,人也很有个性,络腮胡子,大眼镜,穿着军训服,带个小军帽,酷吧,看外表就像玩音乐的人!我的情绪也随着他们的演奏达到了极致,就差点“翩翩起舞”啦,感觉特别爽,真好像又回到了高中岁月,年轻而富有朝气(呵呵,肯定又有人说我倚老卖老了)。演出结束了,我怀着异常兴奋,激动的心情急忙奔向舞台找他们签名,因为我很羡慕也很欣赏这些自己努力追寻梦想的人,因为他们的表演让我很感动,趁着自己还年轻,做一些年轻人应该做的事,而不是做学习的奴隶。让我们记住今晚演出的每一位同学,没有他们平时默默的付出,没有他们对音乐的执著和痴迷,就没有今晚(或者说每周六晚)这近乎完美的音乐会,就没有如此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他们是:于欣誉,朱宇川,彭程,刘振皓,曾菁,郭红叶,李瑾,吴启瑞,牛犇,张小菁,王书曚,许婧,李木子,王储,李润,李庆沂,李丹,杨波,王雅琪,高婧,南凌燕,金鋆,樊毓雯,张晓奥,薛乔,罗楠,杜霁萌,曹慧,张露茜,吴江,彭之梦,张智嘉,陈荟茹,徐骅,边远,赵小枫,肖佺,刘鎏,萧婷,陈思昂,杨冠辰,孙熠,还有其他许多许多为了周末艺苑做出贡献的人,当然,我们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江柏安老师啦。前几天在《珞珈青年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在武大一定要做的几件事》,今天,我觉得应该加上一条:每周六去教五多功能报告厅聆听周末艺苑。这样的武大生活才算是完美无缺的。
也许我的文字不能把我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但是,我确实想说:没有音乐的大学生活是残缺不全的,没有音乐的大学生活是令人恐惧的。可爱的音乐,完美的大学。
(转自新浪网)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全美大学排名,已经成为许多人(特别是美国高中生和他们的家长)衡量大学水平的一把尺子。今年普林斯顿连获“七连冠”,哈佛,耶鲁屈居二三。但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基于一套复杂的数据,得出的结果和一般人的印象并不相同。比如,你走遍世界,大家恐怕都认为哈佛是世界的最高学府;普林斯顿的名气,可能还比不上耶鲁。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大致是人们心目中的正常名次。
最近《纽约时报》报道了经济学家的一项研究,基本证实了这一日常印象。这些经济学家对3200 名优秀的高中生进行调查,问他们如果被两个学校同时录取后会去哪里,这样以100个学生为单位两个学校两个学校地进行PK,决出名校之间的胜负。结果发现,哈佛是绝对冠军,耶鲁稳居第二,MIT和斯坦福以毫厘之差分居第三第四,普林斯顿仅居第五。
比如,如果100名学生同时被两个名校录取,哈佛和耶鲁之间的PK比分就是65比35,即同时被两校录取的100名学生中,65人会选择哈佛,35人会选择耶鲁。哈佛和MIT之间的PK比分则是73比27,和斯坦福之间的PK比分也是73比27。哈佛和普林斯顿的PK结果,则是75比25。可见,普林斯顿在高中生中的竞争力,仅排第四。
除了哈佛和各校PK外,其他学校之间的PK也指向同样的结果。比如,耶鲁和MIT的PK比分是59比41,和斯坦福的PK比分是60比40,和普林斯顿的PK比分则是62比38,不仅证明耶鲁压了普林斯顿一头,而且MIT和斯坦福也比普林斯顿更有竞争力。不信可以看这两个学校分别和普林斯顿的PK。MIT对普林斯顿,以53比47险胜。斯坦福对普林斯顿,则以更小的优势(52比48)胜出。MIT和斯坦福在与哈佛的PK中比分相同,并列第三,居耶鲁之后,但两校之间的直接PK,则是MIT以51比49的微弱优势获胜。排在普林斯顿之后的则是位令人意外的明星布朗大学。该校虽然以大比分输给上述五所学校,但在和其他学校的PK中大获全胜,特别是以56比46击败了紧追其后的哥仑比亚。哈佛在和布朗的PK中,以89比11获胜,但以更大的优势赢了哥仑比亚,比分为91比9。在布郎之下,没有一个学校在和哈佛竞争100名学生时能保住两位数的学生。
这样把名校的竞争象球赛一样记比分,究竟是一种媒体娱乐还是有什么实际意义?看来两者皆有。《纽约时报》报道这项结果,就是因为这些比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学竞争的游戏规则。不久前哈佛大学废除了提前录取的制度,引起美国高等教育一片欢呼。舆论的压力导向了哈佛的几个对手:耶鲁,普林斯顿,布朗,达特茅斯,宾西法尼亚,等等,要求他们也立即跟牌,废除提前录取的制度。但这几个学校都拒绝说自己是否响应。
为什么呢?我们不妨看看提前录取制度本身。这一制度开始于半个世纪以前。美国高中生申请大学,一次可以申请许多学校,结果会被好几个学校录取。他们拿着多份录取通知书和奖学金,和各校讨价还价,最后选择一个条件最好的学校。大学为了稳定生源,发明了这种提前录取的制度,即学生秋天申请一个首选学校,12月知道结果。申请提前录取,一般被录取的机会会高两三倍;如果没有被提前录取,还可以走正常申请的程序,到第二年4月拿到录取结果。不过,大部分学校提前录取的一个条件是学生被录取后不能再去别的学校。这样,学校就提前锁定了自己想要的学生。
最近大学竞争激烈,提前录取的学生占新生的比例就越来越高。有的学校甚至一半新生都是通过提前录取招来的。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学生就越来越要提前选定学生,拿着几份录取统治挑肥拣瘦的机会就少了,更不可能和各校为奖学金讨价还价。所以,大家都说这个制度不公平,可惜就是没有人出来废止。如今哈佛率先站出来,一个理由就是上面分析的比分。如果废除提前录取,哈佛将是最大的赢家。在各校无法提前锁定学生的前提下,大多数学生会选择哈佛。这也是哈佛的几个竞争对手嘴上对哈佛的行动赞扬却缺乏实际行动的原因。
当然,学生的偏好并不是大学吸引学生的唯一因素。看看《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的排名资料就知道,以录取率算,哈佛为9%,即100个人申请仅有9个被录取,是最难进的。耶鲁为10%,排第二,下面依次为普林斯顿(11%),斯坦福(12%),哥仑比亚(13%),MIT(14%),布朗(15%)。为什么大家的名次比上述的PK比分所决定的名次有所变化?因为学校还有其他杠杆。比如,大学的财政实力要看其“捐助基金”(endowment)。哈佛的捐助基金总量虽然排第一,但普林斯顿在人均捐助基金的指标上是最高的。也正是仗着自己有钱,普林斯顿率先取消了贷款,代之以奖学金,使需要资助的学生享受免费教育。哈佛,耶鲁,斯坦福等等竞争对手经过迟疑后不得不跟牌。看来大家有什么优势打什么牌。这次哈佛仗着自己人气,率先宣布取消提前录取,哈佛校刊欢呼这是取消了“提前的不公平”。其他几个学校还在迟疑,觉得一旦此制取消,哈佛的便宜太大了。不过,舆论的压力可能逼得他们不得不行动。象普林斯顿这样财大气粗的学校,也许最终会认识到,真取消了提前录取,各校更要对拿着几分录取通知书的学生展开奖学金竞价。自己在这样的游戏中未必输给哈佛。所以,我相信最终还是会有学校在这个问题上跟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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